刘庆柱 | 从黄河文化看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野钓大参考 · 发表于 2021-9-20 22:11:22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黄河考古研究院院长。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魂”的黄河文化，我的理解是：黄河文化的“根”体现在“中”，“魂”则凝聚在“华”。

黄河文化
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文化”
——“中”

中华历史文化上的黄河文化之“核心文化”集中体现在黄河流域中游的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人类早期历史文化受环境制约很强。而就生存地理环境而言，世界各地的大河流域中游，在人类早期历史中，更为先民所重视。

我在《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源》（《黄河黄土黄种人》（下）2017年第9期）一文已经就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形成（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北非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文明、东亚中国文明），指出大河流域中游的地理位置、空间环境对人类早期文明的形成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还有着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北非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文明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中”的信仰，即古人所称的“求中”“追中”与“择中”。

其一
黄河在中国古代被认为居于中国大地之上的“河”与“江”的“中”地位，这集中表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河”与“江”的二者分布上。
作为中国的“河”与“江”，一般来说，“江”在“河”的南北两侧，如黄河在中国的地理位置上，其北主要有海河、辽河，其南主要有渭河、泾河、洛河、淮河等。淮河之南与西南一般均为“江”，如：长江及其以南的闽江、赣江、湘江、珠江、西江、东江、岷江、沱江、雅砻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中国北方的辽河以北有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等。不难看出，在中国大地之上，凸显古人在“河”与“江”的名称选择上，突出了“河”的“居中”之地位。

其二
黄河文化的核心是黄河中游文化，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因此说都城是国家“政治与文化之表征”。
中国古代“择中建都”，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4200年的都邑、都城均位于黄河中游的大中原地区，因此黄河中游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国家文化所在地文化。3000年前的西周“何尊”之铭文“宅兹中国”，佐证了黄河中游的嵩山之“天下之中”地位，形成了“天下之中”与黄河之“中”的重合。

其三
黄河中游在中国之“中”：在古代中国地理分布上，整个国家分为九州，其中豫州在九州中央，因此豫州又有中州之称。
豫州即今河南，也就是中原，作为文化区的中原历史文化区一般是指大中原，即西至关中东部，东至鲁西南，北至晋南，南至淮河流域，基本属于黄河中游，东部进入黄河流域中下游部分区域。黄河中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蓝田人在大中原的关中东部，旧石器时代出现的现代人在大中原地区的龙脉——秦岭的汉中、商洛、安康及秦岭境内的洛阳、大嵩山一带多有发现。

其四
历史上的黄河称谓及其独尊地位与“中”之体现。
殷人甲骨文称黄河为高祖河或河宗，并为周承。从河称高祖，我们再检视汉代及其以后历代王朝开国皇帝的称谓：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五代梁太祖朱温、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旻，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福临等，由此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至五代汉高祖刘知远，他们均为各王朝的开国皇帝，因此称为高祖。五代梁太祖朱温至明太祖朱元璋各代开国皇帝多称太祖，元代与清代开国皇帝则称世祖。由此或可推测，上古时代称黄河为高祖河，实际上是以其为河之高祖，此犹自汉代始历朝之开国皇帝称高祖、太祖、世祖。

《史记》《汉书》记载一般称黄河为“河”。黄河之名正式出现于西汉时代，《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同样内容，《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记载：“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这里的“河”就是黄河。上述文献说明，黄河在西汉初期已有“黄河”与“河”的两种称谓，“黄河”一词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班固在《汉书》中于“河”之前加进“黄”字而变成“黄河”，因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黄河”文字记载：常山郡元氏县“且水首受中丘西山穿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东汉以后的文献多称“黄河”，如：《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中：“悠悠黄河。”《水经注·河水》中：“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为河津也。”

我认为
“黄河”之名称在秦汉之际出现，还与“黄河”之“黄”的称谓有关，这个称谓又与“五色”“五行”“五方”密切相关，体现出其独尊与“中”之地位。
有的学者认为“黄河”之“黄”因黄河中游沿岸水土流失而致其河水变为浑浊的黄色水，关于这一论点还需要提出有科学依据的相关数据，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关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始于何时。基于上述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研究现状，我认为“黄河”之名的“黄”应该从出现“黄河”称谓的历史时代——战国秦汉时代来考虑。

战国秦汉时代流行的“五方”“五行”与“五色”，三者出现的时代可能有所不同。“五行”是在“求中”“居中”基础之上发展而来。“求中”是以“天中”为空间基点。“求中”“追中”在距今6400年的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已出现，战国时代《清华简·保训篇》记载了五帝时代的虞舜“求中”于“历山”（今河南濮阳），又记载距今4000年前上甲微为夏禹定都“求中”于“河”（伊河、洛河，即大嵩山）。从“居中”发展到“东西南北中”之“五方”观念出现，考古发现材料以殷墟商王陵“亜字形”墓室时代最早，由此可以推断，墓室中央为“中”，与墓室相对的东西南北四面各一墓道象征“东西南北”四方，墓室之“中”与东西南北四条墓道组成“东西南北中”的“五方”，因此说至迟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地上”的“五方”理念。西周历史文献《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玄《笺》：“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正中也。”

古代帝王“居中”之后，发展出“五方”之概念，“地中”首先与“天中”相对，然后帝王作为管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管理、统治对象是地，他们的管理、统治空间范围应该是天下的“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方”发展而后出现了属于地的“金木水火土”之“五行”（《国语·周语（下）》韦昭【注】：“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史记·天官书》：“天有五星，地有五行。”显然作为地之“五行”的核心是“土”，因此“土”居“五行”之“中”。

殷墟王陵遗址

“青白赤黑黄”之“五色”对应的是“五行”之“木金火水土”与“五方”的“东西南北中”，可以推断“五色”是基于“五行”与“五方”而出现的。冯时认为：“古人对于五色的认识源于五方显然没有问题。”在战国秦汉时代开始流行的“五方”“五行”与“五色”理念，把与“五方”之“中”、“五行”之“土”及其相对应的“五色”之“黄”推至极致，“黄河”应该就是产生于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黄河从商代以来称谓的“高祖河”“宗河”“大河”“上河”“河”，发展为“黄河”，恰恰说明其历史发展之必然。

与“黄河”之称谓密切相关的“黄帝”，见于《史记》所载东周时期。“黄河”与“黄帝”之“黄”均为“五色”之“黄”。东周至秦汉之际兴起的“五方”“五行”与“五色”，其三者关系，应该“五方”决定“五行”与“五色”，“五行”之“中”是华夏文化核心基因，“人”在天之下、地之上，“人”之“帝”在天中之下，地中之上，地为“土”，“土”为“五行”之“中”，“黄帝”都城有熊国在黄河中游的“天地之中”之大嵩山地区，故二者均姓“黄”。人文始祖黄帝在黄河中游始创了黄河文化。

　　从黄河到“河山”或“山河”——

泰山

黄河流域自西向东有三座著名的山：华山、嵩山与泰山，它们与山西恒山、湖南衡山，共同构成中国的“五岳”，其中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在“五岳”中最为重要，它们均在黄河中下游，其中嵩山与泰山又是世界文化遗产。保存在中国古代语言学、文字学、文化学上的“河”与“山”对应，形成河山或山河，它们又成为国家的同义语，如古代河山、山河成为国家象征，大好河山被誉为国家与天下象征，如大好河山之河山指国家，国破山河在之山河指国家的国土。因此可以说黄河文化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国家文化，它不是区域文化与时代文化。这就是黄河文化的“根文化”，“根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中”及其渐次发展形成的“中和”理念。因此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始于此、长于此，“和”于此。

黄河文化
之
“魂”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魂”的黄河文化，我的理解是：黄河文化的“根”体现在“中”，“魂”则凝聚在“华”。

仰韶文化月牙纹彩陶罐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魂”——“华”，集中体现在黄河流域中游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族群，这一族群的活动空间中心地区在黄河中游的核心地区——豫西、晋南与关中东部，其分布范围北至长城地带、南至江淮地区、东到鲁西南与苏北、西至甘肃地区，其彩陶的“花卉纹”（“华”亦为北朝以后的“花”）成为华人的精神图腾，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族群“华”之“魂”的形成并传承于河南龙山文化后继族群，使这一区域（“中”）人们的崇拜祖先、崇尚王权、淡化神灵，祭祀则体现在主要是追念逝者亲人与强化社会凝聚力规制。他们不像有些史前文化那样，“因突出神权、崇尚祭祀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而过早夭折”。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根”与“魂”，科学解读了中华文明形成之“源”。

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虽然曾经一度表现得异常繁荣，但是支撑这一文化理念的神权的玉文化却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反而是其文明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原因。”

郑国祭祀青铜礼器

对此，针对以史前时期遗址、墓葬出土玉器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尺的做法，2002年我曾指出：“近年来在古代文明形成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对有的考古学文化中的祭祀（祭神）活动遗迹、遗物非常重视，并且将其作为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识物。古代各种祭祀遗存，可以作为国家统治者统治其百姓的精神工具的反映；也可以是史前时代人们面临当时条件下，无法抗御的自然环境，祈求生存平安、发展的精神寄托。前者可视为早期国家的较普遍现象，后者则不然，因为史前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祭祀活动的发达程度并不是都成正比例的，甚至历史学、民族学资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各类通神玉器的空前发达，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这不能认为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反映，而有可能是社会历史发展扭曲的表现。”

黄河流域中游的史前与夏商周及秦汉唐宋时代考古发现说明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根”与“魂”就在大中原地区，保护好黄河流域中游乃至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是保护中华民族“根”和“魂”历史文化的重中之重！是传承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国家大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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